陶器与瓷器同样是粘土化合物，但陶与瓷是两种实质不同的物质。瓷器是由简单的粘土做成的陶器的原始阶段上升到选择土的精华———瓷土精制成器胎，再赋予其光彩照人和人文精神内涵的高级阶段所形成的。

古人讲究“文以载道”、“物以载道”直致“器以载道”，道是抽象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，而器是摸得着、看得见的具体物质的形态。《易经》有形而上为道、形而下为器、道在器之上的说法。

瓷文化里的博大精深也是由于道的精神在里面的体现，如“制器者尚象”将瓷器赋予人文的内涵、拟人的方式对待、用人的称谓，一件器型，从上到下有瓶口、胫、肚、足，附件叫耳、鼻、嘴。因而道与器是相互依存的，人格精神化成型的物体就是道与器。为什么器以载道呢?芽就是器物里渗入道德因素的多寡，会使器逐渐由实用型过渡到艺术化，没有道的器，不过是机械的复制品，“器”是思想感情的“道”物，通过物质的“器”载体所实现。一只碗，里面是空的，有器之用，供人盛饭吃。而另一只碗，通过艺术家载道，就能主宰使用者，成为收藏珍赏品，而为大器。

中国的艺术从来都是高雅的文质彬彬的，有境界、格调、品味，不可能人人都是艺术家、件件作品都大器，那么就没有什么艺术高度可言。民间青花在秦锡麟大师笔下就构成了一种“一点一拂、动笔皆奇”的笔力韵味，超凡脱俗的艺术表现形式。“珠山八友”将文人画的写意技法和审美意识带入瓷坛，形成了一种画风。陶瓷美术家潘文复老师１９７８年创作的梅瓶《金色桂林》高温色釉绘画作品，描绘层林尽染的金秋桂林，将单纯装饰在器型上的高温窑变色釉引入进绘画的层面，表现具体的物象，为后来的色釉彩开了先河。这件作品获当年的市陶瓷美术评比一等奖，并收藏在陶瓷馆。徐庆庚大师和李菊生教授的人物画综合彩器，釉上釉下，人物生动，衬景和谐，情景交融，件件大器。瓷器做得又高又大犹如人长得又高又大不一定能成大器一样。高低大小，与成大器没有因果关系。做得又高又大、装饰得花里胡哨的贴花瓶，只能是备物致用、看门站岗，小器也。而上世纪七十年代部陶研所绘制的“水点桃花”茶杯小得不能再小，却件件大器，因为动用了相当的人力、物力、智力，收藏者视如珍宝。而高大的贴花瓶不过是简单的重复机械化操作复制产品。

有些瓷器过度镂雕和附加堆饰物，过于繁缛、艳腻的彩绘，一味仿玉器、铜器、木器，矫揉造作，使瓷的本质受到破坏，仿佛将美丽的虎豹毛皮剥去而变成了犬皮一样，物态本质的丧失，尽管标榜什么国宝，吉尼斯之最也徒然。有些青花瓷画，过分迷陷于技法的琐碎，过度使用喷绘，与传统的分水争雄，看似细腻入微、毛发凸显，但青花的韵致却荡然无存，去陶瓷馆看看青花大师王步先生的作品，会从中彻悟很多。这种“工倍愈拙，不胜其色”的器，都是道的削弱、器的不成，更别谈什么大器。现在的器空前繁荣，百花齐放。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前卫，外形有圆的、方的、扁的、歪的、斜的、粘合的、缺陷的样样齐备。装饰材料和工艺技法丰富多彩，审美观念与视觉形象日新月异，但瓷的精神、器的崇高、道的思想，却没有改变。